語文教學，提升學生理解和運用語言形式的路徑一般有三：體性、類性、篇性。以《昆明的雨》為例，我認為可以從這三個方面去確立“教什么”。

一、應體現體性（語文學科的本體）——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種差。

語文學習與其他學科的不同就在于，其他學科側重于研讀“講什么”，而語文教學側重于研讀“怎么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至少要知道是在“教語文”，而不是教“道德與法制”，不是教“地理”，不是教“歷史”。語文學習，就是要學習作者是如何運用個性化的語言文字表達個性化的情感，最終達到“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情感”。因而，在教學中，我們不能“重復學生的已知”，一味地解讀這篇文章“寫了什么”，總是在文中的“景”“人”“事”上打轉。按照八年級學生的閱讀水平，讀出這些內容并不難。學生能自行解決的，應放手讓學生去主動梳理和把握。學生學語文的基本點在于如何理解作者的“謀篇布局，遣詞造句”。

比如，本文中，開頭的作者寫為寧坤創作的一幅畫，就不能孤立地理解為“引起下文”，而應該觀照全文，尤其是在文章末尾處的一首詩，這樣的“詩畫首尾”結構，從謀篇布局上說，其實是體現了對中國文章傳統的繼承。又如，作者反復說“我想念昆明的雨”，其實是“我想念昆明”，為什么題目不用“我想念昆明”呢？這里又體現了清代劉熙載在《藝概》所說的：“山的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的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汪曾祺借雨中的仙人掌、菌子、楊梅、緬桂花、賣楊梅的苗族女孩、賣緬桂花的房東母女、小酌的友人來描繪出一個“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昆明雨季——這與“賞花歸去馬蹄香”一個精神。朱自清的《春》借“春草”“春花”“春雨”“春風”等幾幅圖來“繪春”，老舍的《濟南的冬天》借“小山”“小雪”來贊美濟南冬天之美，都是深諳傳統創作之精髓，可謂異曲同工。汪曾祺被譽為“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 最后一個士大夫”，他的散文，詮釋了他對中國文化傳統深入靈魂的熱愛。 

二、這是一篇散文，當然要教出“類性”。散文教學既不能陷入“形散神不散”的陳詞濫調中無法自拔，又不能簡單套用幾個板塊，與小說、詩歌、劇本的學習方式和閱讀方式混為一談，把散文教得不像散文，搞得教學天下文章都一個模式。散文教學的一般特點，用王榮生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分享作者獨特的情感”。

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強調的是抒發真感情。汪曾祺對昆明的情感是“愛我所愛”，至于他人是否也像汪曾祺那樣喜歡，不是語文學習應該探討的問題。常見有老師喜歡在閱讀教學課的結課階段說“通過閱讀這篇文章，相信同學們也喜歡上昆明了”，純粹是無稽之談，故弄玄虛。學習了一篇文章，產生“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固然可喜，但喜歡或不喜歡昆明（或其他地方，或其他景物），不是一篇語文學習的目的，也不是一篇文章的教學所能達到的——語文教學不能夸大其詞。我們所能做的，不是“占有”作者的情感，也不是“認同”作者的情感，而是“分享”作者對昆明的情感。

事實上，據了解，學生對昆明的理解，還只是停留在地理教材中的“四季如春”的空洞概念上，絕大多數學生沒有去過昆明，對昆明壓根無法產生什么感情。但這不妨礙我們學習《昆明的雨》。教學中，應讓學生理解作者為何對昆明情有獨鐘，又是如何運用語言文字把自己的這種情感表達出來的。俗話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汪曾祺的“昆明情結”何在？汪曾祺1939年9月至1946年9月在昆明求學、工作生活了7年。這七年在西南聯大求學和后來的工作給他的人生帶來深遠的影響。他在《覓我游蹤五十年》中曾自述:“我在昆明呆了七年。除了高郵、北京, 在這里的時間最長, 按居留次序說, 昆明是我的第二故鄉。少年羈旅, 想走也走不開, 并不真的是留戀湖山,寫詩 (應是偷詩) 時不得不那樣說而已。但是昆明的湖山是很可留戀的。”（汪曾祺.汪曾祺自述[M].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2:171-172, 10-11.）

引入上述文字，大抵可以讓學生懂得作者的情感所依。我們平常教學生寫散文，無疑在情感上是有儲備的，否則就會言不由衷，虛情假意，說空話套話假話，為文而文假抒情，“為賦新詞強說愁”了。

三，還要教出“篇性”。既然是汪曾祺的散文，那就教出汪曾祺散文的特點。散文與散文是不一樣的，大凡名家散文，往往都會體現了“作家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的追求。

因此，閱讀教學應從作家“自己的句子”入手。比如，我們說讀散文，往往都會知道這是周作人的散文，那是魯迅的散文，另一篇是老舍的散文，蓋因其鮮明的個性化標志。要讀出作者個性化的言語特征，就是讀懂作者“屬于自己句子”。正如作家陳忠實所言：“作家傾其一生的創作探索，其實說白了，就是海明威這句話所作的準確又形象化的概括——‘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那個‘句子’只能‘屬于自己’，尋找到了，作家的獨立的個性就彰顯出來了，作品獨立風格也就呈現出來了。因為對于世界理解、藝術追求的差異，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藝術景觀和風貌，也便都有自己的句子。”

比如，本文的篇性即“淡而雅”。用教材“閱讀提示”中的話來說就是：“汪曾祺的散文，往往拾取生活中的瑣細事物，娓娓道來，如話家常，平淡自然，卻饒有趣味。”

這句話其實講了兩層意思：

第一層是著眼于選材方面，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也不是叱咤風云的人物。比如文中所寫的人物賣楊梅的苗族女孩、賣緬桂花的房東母女，以及蓮花池邊小酒店的與友人的小酌，前兩者連姓名都語焉不詳。這些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展現都是作者熱愛生活的表現。用汪曾祺自己的話來說：“我想把生活中真實的東西、美好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人們，使人們的心靈得到滋潤，增強對生活的信心、信念。”汪曾祺筆下所寫的人, 是按照美的原則進行生活的, 他筆下的小人物無一不是熱愛生活的, 即使身份卑微, 也善于在生活當中尋找詩意和審美。汪曾祺把自己定位于一個平民作家, 將自己散文的目光定位、聚焦在凡人小事, 他用自覺的平民意識抒寫對生活中凡人小事的贊美。

第二層意思則是表現手法上的，體現在語言風格上就是“娓娓道來，如話家常，平淡自然，卻饒有趣味。”這句話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

首先是語言樸素自然，如話家常，平淡自然。如文中的句子：

（1）我不記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長，從幾月到幾月，好像是相當長的。但是并不使人厭煩。因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連綿不斷，下起來沒完，而且并不使人氣悶。我覺得昆明雨季氣壓不低，人很舒服。

（2）有一種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樣子，真叫人懷疑：這種東西也能吃？！

顏色深褐帶綠，有點像一堆半干的牛糞或一個被踩破了的馬蜂窩。里頭還有許多草莖、松毛、亂七八糟！可是下點功夫，把草莖松毛擇凈，撕成蟹腿肉粗細的絲，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會使你張目結舌：這東西這么好吃？！

從摘錄的語段中可以看出，作者用語簡單平常，“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下起來沒完”，“氣壓不低，人很舒服”，“這種東西也能吃？！”“這東西這么好吃？！”一點兒也沒有華麗辭藻的堆砌，連修辭手法也沒有用，可見其語言之“淡”。

其次，雖然語言是平淡自然，但不是粗糲的，不是淺薄的，不是庸俗的。比如，文中寫賣楊梅的苗族女孩叫賣場景就很有詩意，可見其語言之“雅”：

賣楊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 戴一頂小花帽子, 穿著扳尖的繡了滿幫花的鞋, 坐在人家階石的一角, 不時吆喝一聲:“賣楊梅——”, 聲音嬌嬌的。她們的聲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氣更加柔和了。

這段描寫非常具有汪氏語言的特征。苗族女孩裝扮“戴一頂小花帽子, 穿著扳尖的繡了滿幫花的鞋”，寫的是小女孩的生活并不隨意，頗有民族特色之講究；坐在人家階石的“一角”，“不時”地吆喝一聲，請注意，這里的“一角”“不時”足見苗族女孩賣楊梅時的狀態，不僅是為了賣楊梅而賣楊梅，因為她沒有選擇在鬧市口，大庭廣眾的地方。讀到這里，我們仿佛看到一副遠離塵囂、怡然自樂、享受生活的畫面。又如，小女孩的叫賣聲“賣楊梅——”，其情態，其聲調，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聲音嬌嬌的。他們的聲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氣更加柔和了”。如此的詩情畫意，豈不令人動容？作者筆下的這些凡人, 都是渾身散發著詩意的人，他們追求淡泊, 力圖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干擾, 精心營構自己的詩意生活，而這些，都是作者用自己個性化的語言所描述出來，才讓我們的內心充滿了柔軟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