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發生貿易摩擦，是不可能勝出的】

非常高興能夠在中美關系發展的這個關鍵時刻，舉行這么一個國際論壇。感謝各位尊貴的來賓和知名學者，你們的到來使這個論壇滿堂生輝。

40多年前的1976年1月，《時代周刊》首次把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作為封面人物刊登出來，同時還在他的圖像邊上用大幅字體提了一個問題：“中國：是朋友還是敵人？”（China: Friend or Foe?） 這表明當時的美國，在周恩來總理去世后，在毛澤東主席身患重病時，對中美關系將如何演變充滿了不確定。但40多年過去了，許多美國人今天似乎還在問這個問題：“中國：是朋友還是敵人？” 

40年過去了，很多美國人還在提這個問題：“中國：朋友還是敵人”

最近，不少美國朋友和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都在說：現在美國社會的主流對中國越來越消極，甚至敵視，許多平時對中國比較友好的人士也不敢出來說話了。美國副總統彭斯先生最近的講話給人感覺中國已經是“敵人”了，甚至是很恐怖的敵人，他認為中國正在干預美國內政，甚至“要換一個美國總統”。其實這是很多美國人的想法，特別是很多哈佛人的想法。（全場笑）

我本人倒是希望這些都是“假新聞”，畢竟40年間，中美的各種交流增加了上百倍：以雙方的貿易為例，2017年的中美貿易額是1979年的233倍。雙方的人員交流也從無到有，今天每天都有14000人來往于中美之間，每17分鐘有一架飛機飛往對方國家。當然由于特朗普總統發動了不明智的中美貿易摩擦，剛剛過去的中國國慶“黃金周”，中國訪美游客數量下降了40%多。

這里我要補充一句。中國今年的國內消費規模近6萬億美元，這還是按照美元官方匯率計算的。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消費市場更大。換言之，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和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發生貿易摩擦，是不可能勝出的。

我也知道有些人對中美關系還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美國社會，特別是年輕人關心中國的人越來越多。在許多與中國交流多的州和市，從官員到企業界都對中國非常友好。中國美國商會的最新調查也表明，盡管特朗普總統挑起了中美貿易戰，但多數美國在華企業繼續看好中國，其中三分之一計劃進一步增加在華投資。

究竟哪種觀點是主流，我們可以再觀察一會兒。即使是悲觀觀點暫時占據主流，我們也不必過度悲觀，畢竟英文中有個富有哲理的說法：Thing may have to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 (情況只有變壞之后才可能變好)，中國人也有個同樣意思的表述，叫“好事多磨”。這符合事物發展的辯證法，只有不斷地克服問題和矛盾，我們才能達到知己知彼、合作共贏。這也使我們這次在哈佛大學進行的交流變得格外富有意義。

我們需要直面問題，坦誠溝通，唯有這樣才有利于盡快驅散中美關系上空的烏云，使我們雙邊關系走上比較健康發展的道路。所以我將坦誠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也愿意回答大家的任何提問。我強調“任何提問”，沒有禁忌。

【美國對中國三個認知誤區背后的思維邏輯是你輸我贏、零和游戲】

我想談談美國對中國的三個認知誤區：

認知誤區之一：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個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沖突乃至戰爭難以避免。

認知誤區之二：中國要向世界推銷中國模式。

認知誤區之三：中國奉行擴張主義。

限于時間，我不準備詳細論述每一種誤解，而是希望揭示這些誤讀背后的文化邏輯，從而在一個更大范圍內對這些誤讀進行解構。

讓我們還是回到“中國，是朋友還是敵人”這個問題。恕我直言，這個問題背后是比較典型的西方式或者說美式思維邏輯，這種邏輯的最大特點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你贏我輸、零和游戲。

同樣邏輯的論述還有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所說的：“要么與我們在一起，要么就是我們的敵人”（With us or against us）；還有特朗普總統與中國貿易爭端的假設：中國貿易順差，便是中國得了好處，美國吃了大虧。

依我個人之見，遠比這兩位政客更加睿智的兩位哈佛教授似乎也沒有擺脫同樣的邏輯，我指的是薩繆爾?亨廷頓教授，他多年前提出了“文明沖突論”，還有格雷厄姆?埃利森教授，他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盡管埃利森教授的本意是力求避免中美兩個大國爆發沖突。我認為這兩種觀點背后的邏輯還是零和游戲、你贏我輸，是一方崛起必然要以另一方衰敗為代價。

中國有著歷史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我們的政治文化傳統似乎比歐洲的更加包容和淡定。我們一直認為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借鑒，取長補短，最終實現雙贏多贏。

如果以中國政治文化的視角來提出問題，我們可能不是問“這個國家是朋友還是敵人”而是問“這個國家是朋友，還是將要成為朋友（a friend or potential friend?）”。

換言之，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特別是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政治傳統中，所有國家都是現在的朋友或者未來的朋友，我們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以政治制度劃線。即使某個國家由于種種原因目前與中國的關系困難重重，但我們堅信，最終我們可以創造條件化敵為友。中國今天外交政策的最大特征，我個人認為，就是與所有國家打交道，力爭與所有國家都成為朋友和伙伴。

透過“朋友還是敵人”和“朋友還是將要成為朋友”這些字面的差別，我們可以看到中西方兩種政治文化傳統的差別，特別是宗教傳統的差別。

歐洲歷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戰爭，不同的宗教之間，同一宗教內部不同的教派之間都打過無數的仗。相比之下，中國歷史上也有各種各樣的戰爭，但鮮有宗教戰爭。這種巨大差別很大程度上，我個人認為，與西方一神教傳統有關。一神教傳統往往意味著：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樣，你就是異教徒，我是正確的，你是錯誤的乃至邪惡的，我必須把你變得與我一樣，否則你就是我的敵人。

相比之下，中國宗教傳統本質上是包容與綜合的，所以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儒釋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國成功避免了長期宗教戰爭的煎熬，這大概也是中國文明得以延續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年伏爾泰、萊布尼茨、斯賓諾莎等歐洲啟蒙思想家面對政教合一、宗教戰爭頻發的歐洲，都高度羨慕和贊揚中國這種他們稱之為“自然宗教”的傳統，也就是切近自然、非政治化、非零和游戲的偉大傳統。

當然中國宗教傳統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允許宗教干預政治，所以中國政教分離的傳統源遠流長，我們對此感到自豪。

正因為如此，如果從中國人的視角來看待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會發現埃利森教授所舉出的16個案例幾乎都是篤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彼、零和游戲的國家。這種情況拿到今天來比喻中國這樣一個不相信零和游戲的國家是沒有說服力的。換言之“修昔底德陷阱”（認知誤區之一）顯然不適用于中國。

同樣，中國也沒有傳教士的傳統，中國從來不想改別人家的信仰或者把自己的模式強加于人。如果說今天很多發展中國家把眼光投向中國模式，那很大程度上是他們都嘗試了西方模式而失敗了，甚至是非常慘痛的失敗，所以他們想從中國經驗中獲得啟發，這是發展經驗的交流，對于發展中國家，對于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于整個人類社會都是有益的?？傊?，中國要推銷自己的模式的認知（認知誤區之二）也是難以成立的。

我還要指出，埃利森教授的16個案例中所有發動戰爭的國家都是迷信軍事征服的國家。這也是中西方政治歷史的一個重大差別。

歐洲歷史上的帝國基本上都是軍事帝國，武力征服他國是他們信仰的一部分。歐洲帝國的崛起一直伴隨著殖民戰爭，只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才痛定思痛，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

中國沒有西方軍國主義的傳統。鄭和十五世紀上半葉下西洋的時候，他主力艦的排水量百倍于80來年后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圣瑪利亞”號，但中國沒有對他國殖民。中國是一個修建長城的民族，長城是防御系統，不是進攻系統。

這種政治文化差別在中美兩國對戰爭的態度中也顯示得很清楚。

1890年前后，美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就發動了美西戰爭，占領了菲律賓和古巴等西班牙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國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以中國今天的軍事實力，中國也許可以在24小時內收復所有被鄰國占領的南海島礁，但中國沒有這樣做，而是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分歧。

我們還可以追溯到1964年剛開始擁有核武器之時，中國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如果今天所有核武器國家都能這樣做，我們這個世界今天就可以免除核戰爭的恐懼了。

美國媒體把這樣的中國說成是好戰，顯然是荒謬的。中國只是從自己近代史上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中，認識到沒有強大的國防，就會任人宰割，所以才開始了追求民族復興和強大國防的目標，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國人對自己的國防能力很有信心，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國家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挑戰?？傊袊钚袛U張主義的觀點（認知誤區之三）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

這使我想到了大約一個世紀前，英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來訪，當時西方世界剛剛經歷了慘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對西方文化崇尚暴力的傳統進行了深刻反省，對中國崇尚和平的傳統給予高度贊揚。但當時中國許多知識界人士由于國家被西方列強一次一次打敗，喪失了必要的文化自信。羅素則富有遠見地指出，終有一天，當中國人擁有足夠自衛能力之際，中國人崇尚和平的文化將造福整個世界。

我個人認為，這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今天的情況。中國通過自己數十年的不懈奮斗，經濟上發展起來了，獲得了充分的自衛能力，但中國不侵略他國，當然也不允許他國侵略中國。在此基礎上，我們在全世界推動和平與發展，包括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帶一路”倡議，我們主張建立新型的大國關系，共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與其做出一種愚蠢的冷戰的選擇，不如做出明智百倍的合作共贏的選擇】

我們正處在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我們的選擇將變得非常重要。我們看到美國有一種力量想把中美關系拉入冷戰。這既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與整個世界的利益。我記得約瑟夫?奈教授在探討軟實力的時候曾說過，宣布中國為敵人，中國就可能成為你的敵人。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我們都不希望這種局面出現，我們今天聚集在哈佛大學就是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

張維為教授和約瑟夫·奈教授回答現場聽眾提問

關鍵是與其做出一種愚蠢的冷戰的選擇，不如做出明智百倍的合作共贏的選擇，使中美兩國盡早擺脫陰影，走上合作共贏的道路。中美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雙方的利益已經十分密切地捆綁在一起，求同存異、合作共贏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中國方面對于這種選擇沒有任何困難，因為我們的文化中有和而不同、合作共贏的基因。實際上美國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也曾經展示過這樣的包容的文化。美國國父之一富蘭克林就非常認真地研究過中國儒家的著作，他認為人類“需要通過孔子的道德哲學達到智慧的完美頂點”（Confucius’moral philosophy was “the gate through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pass to arrive at the sublimest wisdom ”）。托馬斯?杰弗遜、約翰?亞當斯、托馬斯?佩恩等美國奠基人都從儒家學說汲取了大量的智慧。

同樣，中國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也從美國汲取了大量的知識和智慧，我們一直在向美國學習，現在還在向美國學習，今后還要向美國學習。但這樣做不是照搬美國模式，照搬別人的模式從來都不會成功，而且在座的美國朋友也會同意美國模式本身存有不少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眼光是超越美國模式的。我們在中國的大地上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和探索，這個過程中也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其中不少內容，我個人認為，值得美國朋友研究乃至借鑒，特別是和而不同與合作共贏的經驗。

我們希望美國能夠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認知中國，我們不是乞求美國這樣做，我們永遠不會乞求美國這樣做，而是認為這樣做符合美國自己的利益。我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過，如果我們這么苦口婆心地向你們一遍又一遍地解釋中國，你們還是不愿意客觀地理解中國，那我們真沒辦法了，我們其實也不在乎，我們就讓你們繼續在黑暗中徘徊吧（we could leave you in darkness），最后后悔的將是你們，不是我們。

世界歷史已進入一個關鍵時刻。我們要防止任何把中美關系推向冷戰的努力。冷戰是基于一種恐怖平衡，即所謂的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確信的毀滅)。這種選擇會產生對雙方和對世界都極為嚴重的后果，甚至是羅素先生所說的“發瘋”。

而我們今天完全可以選擇比MAD好百倍的MAP(互相確信的繁榮mutually assured prosperity)，這種選擇將給中美兩國人民和整個世界帶來更多的和平和繁榮。如果我們還能更為勇敢地向前邁出一步，共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奮斗，那我們兩國的關系就會發展得更好更順利。

最后，再次感謝這個機會，使我能直接在哈佛大學的講壇上，在介紹中國文化傳統和討論中美關系的同時，還對三位有全球影響力的哈佛教授的論述提出了自己坦誠的看法。也希望我今天的這個演講不會被解釋成“干涉美國內政”。